林
旭
Community Historian
Photos courtesy of Joe Piette
以下访谈录制于2026年5月13日（周三）。本次访谈是写作课程290的一部分，由德雷塞尔大学（Drexel University）的学生安德鲁·切亚（Andrew Chea）和卡特琳娜·古铁雷斯（Katerina Gutierrez），以及社区学生凯伦·斯科特（Karen Scott）共同完成。艾米·兰（Amy Lan）和蒂姆·老（Tim Lao）在背景梳理与内容编排方面提供了建议。文稿经过了润色，以确保逻辑顺畅、表述清晰；文中还增设了配图，旨在提升在线阅读体验。
林旭是谁？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？这些经历又是如何促使您在费城投身社会活动和维权行动的？
在来美国之前——在中国的时后，我不是很好动。小时候，我总想打篮球、打乒乓球，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。我是个“好学生”……所以好动不但不被鼓励，反而有时后还会受惩罚。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方式去教育所有孩子呢？这根本行不通嘛。
我对在这个国家开启的新旅程寄予了许多期望。
我十六岁那年来到这里（美国）。我父亲帮我在一家中式外卖餐馆找了份工作。我每周大约要工作70个小时。当时我心里想：“大家工作得太辛苦了。” 那时后压力很大，我以为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其实发现非常坚难。
我高中的时后一切开始变糟。我当时就读于费城南部的弗内斯高中（Furness High School）。上学第一周，我就打了三场架。在高中头两年里，我几乎一直在打架，因为学校根本没有帮忙。我曾认真考虑过带武器去学校，当时我心想：“我要用自己的命来给他们一个教训。”
上学就像下地狱。我记得有时我会去洗手间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往自己脸上打。让自己坚强点。让自己面对学校。那是早上七点。为了生存下去，我们只能靠自己硬扛；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退学。我眼看着将近一半的朋友中途辍学，我姐姐也在其中。她一直坚持到了高三，但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最让人难过的是她从来没有让我们知道她在挣扎。我和我弟弟虽然读完了高中，但高中毕业后，我弟弟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过——因为那四年的高中生活实在太痛苦了。
我[后来]通过社区工作结识了我在亚裔联合会的导师。她曾带我们前往全国各地，参访了多家基层组织。我们的足迹遍及南部地区、埃尔帕索（El Paso）、圣卡洛斯（San Carlos）以及西岸。我们还去了底特律，在那里见到了一位社区组织者；他当时正致力于组织当地的黑人居民，以帮助他们保护各自的房产。
Photo courtesy of Harvey Finkle
您做了很多工作。能否跟我们谈谈在南费城高中（South Philly High）经历那段暴力频发时期的情形？
2009年，当南费城高中（South Philly High）发生那些事件时，我正在PCDC工作。当时针对移民和亚裔的暴力行为非常严重，我们曾向校方报告过这些事件。然而，校方却持有一种“男孩子嘛，难免会胡闹”的态度——这种态度实际上将针对亚裔及移民学生的暴力行为“常态化”了。
2009年12月3日，一天之内，三十多名亚裔学生遭到袭击。第一次袭击发生在早上七点，最后一次则是在放学后。针对亚裔学生的暴力事件持续了整整一天，而校方却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他们。亚裔学生们不愿意再回学校上课。于是，AAU和PCDC等社区组织邀请我参与其中。学生们开始抵制上学，他们说学校不安全。我们在唐人街召开了一次（社区）会议。
校方人员说：“你们应该回学校去。”学生们则质问安保负责人：“我们当中有人就在你眼皮子底下遭到了袭击。你当时做了什么？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安全？”他答不上来。
当时，学校校长、学区总监以及市长均为非裔美国人。纳特（Nutter）市长在未与任何受害者交谈的情况下，便发表声明称：“我全力支持这所学校以及费城学区。”他们的策略是将此事定性为亚裔学生针对非裔学生之间的冲突。
我们拒绝了这一点。
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提出疑问。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、资源最丰富的国家，为什么街头却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？为什么人们会抱怨负担不起医疗费用？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问题。我想要找答案，于是便更多地投身于社区组织工作——在我看来，这是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。
我曾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十年。我曾在费城华埠发展会（PCDC）和亚裔联合会（AAU）作过事。目前，我在一所特许学校担任董事会成员；同时，我也与家人和朋友共同经营着一家小企业。
“当人们无法将彼此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直接看待时，我们便极易受到权势阶层的影响，从而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去看待彼此。”
Photo courtesy of Kathy Shimizu
那段时间，你参与了龙舟活动。在你看来，龙舟对于社区有着怎样的意义？
我是在2009年首次接触费城华埠龙舟队的。龙舟与中国的端午节紧密相连，而端午节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当人们感受到。。。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得到弘扬与庆祝时，他们会很兴奋。我父亲那一辈的对划龙舟很投入，这对我来说很有趣。我从没有看过他们那一代参与体育运动。真棒。
我们非常、非常努力的训练，因为我们这一代—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游泳，因为我们小时后父亲都不在身边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却没人在中国教我们（游泳）。我八岁那年与父亲分开，大约八年后我们才重逢。当我们四目相对时，心里都在想：“天哪，我已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。”不过，通过划龙舟，他教会了我如何划桨——包括划桨的技巧、节奏，以及如何听着鼓（来调整动作）。
几年后——大概是在2012年——当时的队长退役了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你能接手做队长。”我当时心想：开什么玩笑？他说：“我会支持你的；但如果你不接任队长，这队伍就会散了。”所以我算是被迫接下了这个角色——不过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在往队里招人了。
这个龙舟队过去全由男性组成。后来，我开始带上我的伴侣特蕾莎（Teresa）、一些朋友，以及许多AAU（亚裔联合会）的青少年加入其中。这改变了我们队的文化，成员构成也变得日益多元化。团队里不但有了女性，还汇集了不同族裔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；如今，团队中还有不少教育工作者、艺术家，甚至是各领域的专业人士。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，就是促成了团队的多元化。我们过去常在斯库尔基尔河（Schuylkill River）上与美国海军和美国陆军的队伍同场竞技。他们的竞技水平非常强，但我们年年都能战胜他们，无一例外。
Photo courtesy of Wei Chen
2008至2009年间，您还参与了针对费城福克斯伍兹（Foxwoods）赌场的抗议活动。能谈谈那段经历吗？
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当时参与的程度有限。那时我还没在AAU（该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）工作。我所在的组织行动比较迟缓，但最终也决定加入反对赌场建设的行列。我们开始动员我曾共事过的租户，并组织了许多人前往哈里斯堡（Harrisburg）参加会议，表达我们的反对立场。在唐人街万安街上的聖恩堂天主教堂（Holy Redeemer Church）曾举行过一次会议。当时唐人街的市议员是弗兰克·迪奇科（Frank DiCicco），他支持建设赌场。我记得，每当他发言时，台下就有人发出嘘声，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受。当时我不知该作何感想，但后来我意识到，让当权者感到尴尬，难受，正是促成变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在最近那场反对建设篮球馆的行动——即“反篮球场运动”——中，你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在唐人街，每隔几年，政府和开发商就会试图强推一些我们社区不要的项目。这次提出的篮球场项目，我们所面对的对手实力极其雄厚——他们财力之大，大到能买下整座城市。其中一些人与一家名为“黑石”（Blackstone）的跨国公司有关联。这家公司在全球各地都有破坏社区的前科——无论是在欧洲、非洲还是美洲。唐人街是费城市中心（Center City）最后一个以少数族裔为主的社区，而他们盯上了这片土地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就觉得很烦……心想：“唉，又来了。”毕竟，从当年的万安高速公路、棒球场、赌场，到如今的篮球场，这种事我们见得太多了。不过后来亚裔联合会（AAU）开了一次会议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我却在会上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——那些曾参与过以往历次“拯救唐人街”行动的人。当时我就想：“太好了，元老们都来了，我感到安心多了，也更有安全感了。“
假如你让那种环境滋生，那错是在学校领导层，而非学生。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我们分别与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开展工作，并每月安排他们与讲英语的学生聚在一起。起初，讲英语的学生在聚会时显得很不耐烦，因为每段对话都需要翻译成三种语言。但仅仅经过两次聚会，这些讲英语的学生就开始主动为移民学生发声了。当他们的同伴发言时，他们会提醒道：“请说慢一点，好让翻译跟上。”学生们开始握手，甚至拥抱彼此。
我们多管齐下，将此事反映到了多个层面：学校、学区、费城人权委员会（该机构并无实权），以及美国司法部。经过数月的调查，他们认定我们的投诉有理有据，并迫使学区修改了政策，旨在保护所有学生——无论其国籍、性取向、种族或性别为何。我认为，这对这座城市以及整个学校系统的所有学生而言，都是一次胜利。
Photo courtesy of Joe Piette
你是否正在成为如今的年轻人眼中那种“元老级人物”（OG）？在持续从事这项工作这么久之后，你对此有何感想？
是的。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认知。我其实并不觉得自己经验很丰富。但我也意识到，让年轻一代了解我所学到的东西很重要。我认为这场运动最美的地方是在于它促成了多代之间的协作。如果没有这种跨代际的共同努力，我们恐怕无法将这场运动推向如今这样的呈度。对于年长的一代——比如 Debbie Wei、Ellen Samukawa、Helen Gym、Mary Yi 和 Neeta Patel 等前辈——她们不仅拥有数十年工作与组织经验，还积累了多年来建立起的人脉关系。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“我认为，在历史上，亚裔群体与黑人群体之间有着许多携手合作的渊源，但学校里却并未教授这些内容。”
Photo courtesy of Kathy Shimizu
回到你所在社区的行动议题——你认为其他社区可以如何为唐人街提供帮助？
我觉得黑人群体已经为亚人群体——乃至所有群体——做了非常多的贡献。我曾就读于弗内斯高中（Furness High School），在那里，我第一次享用了免费午餐。后来，当我投身于社会组织工作时，我了解到，最早发起免费午餐计划的正是“黑豹党”（Black Panthers）。所以，我觉得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历史渊源。巴伊亚（Bahia）曾对我说：“在这个社会里，有色人种往往是通过白人统治阶级的视角去看待彼此的。”因此，这其中充斥满着偏见与相互指责。当人们无法将彼此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直接看待时，我们便极易受到权势阶层的影响，从而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去看待彼此。
我认为，在历史上，亚裔群体与黑人群体之间有着许多携手合作的渊源，但学校里却并未教授这些内容。我们需要在各自的社群内部开展教育，并继续相互协作、彼此支持。我记得在反对赌场建设的抗争之后，一群黑人居民来到AAU（亚裔联合会），问道：“天普大学想在我们的社区建一座体育场，你们能帮帮我们吗？”我觉得这种互助精神非常了不起，必要，美好。
